唐朝科举考试之风为何如此盛行

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历经千年沧桑，演变至今。在远古的先秦时期，官员选拔主要依赖世袭制度。那些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一旦被册封，其子孙便能够继承其爵位和官职。那时，诸侯和大夫的封地分别被称为国与家，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这种世袭制度存在着诸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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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一国之君是位明智的君主，那么国家便会繁荣昌盛。若是君主昏庸无能，后果将不堪设想。一个普通的傻子在家里胡闹已足以让人头疼，更何况是一国的君主。更关键的是，许多昏庸的君主并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们往往将忠告视为叛逆，将奸邪小人视为忠良。世袭制度，其流弊极大，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根基。

到了汉代，官员选拔的方式逐渐转向推荐制。其中，孝廉和秀才是主要的推荐名目。汉代特别重视孝道，因此汉代的帝王多冠以孝字。孝廉，顾名思义，是尊敬孝顺父母的人。古人有言，忠臣必出孝子之门，这话确有一定道理。因为能够孝顺父母的人，往往也能忠于国家、爱护百姓。而秀才则需精通儒家的经典典籍。

推荐制度也存在缺陷。因为孝廉的评价主要看父母乡亲的意见，这就为作假提供了可能。在汉代，孝顺可以带来官职，越孝顺就越受表扬。面对实际的利益，父母邻居也可能参与造假。推荐制度的公正性受到了挑战。

幸运的是，隋唐时期出现了科举制度，这是选官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科举制度分为多种科目，其中进士科和明经科最为重要。当时的人们对进士科的看重程度极高，甚至有人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太宗时期，每年有大量的考生参加进士考试，但录取率极低。这些能够来到京城参加考试的考生本身就是才子中的佼佼者。

尽管录取人数不多，但科举制度仍然吸引了无数才子的原因是因为一旦录取进士科后出仕便会非常便利。唐朝的许多名臣如白居易、刘禹锡等都是出身于进士科。这些人在文学、思想、政治等领域都有卓越的表现被誉为“将相科”。

史料中还有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的一段话：“我虽然富贵过人，但心中仍有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便是未能以进士及第入仕。”即使在位高权重的将相之位如果不是通过进士出身仍会感到遗憾。这也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之深以及对人们心中理想的塑造之强。